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机构，具有祭祀、藏书、讲学、集会等多方面职能，即所谓“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书院祖述先秦之乡校，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书院在传播文化、促进学术，推动教育、培养地方才俊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留下了许多优良传统和独特魅力。“古今之气运系于文章，人物之钟灵由自山水。

”书院是地方的教育文化中心，也是地域文化精神的象征，更是展示地方文化形象的窗口。明清时期湖北地区人才兴盛，与以经心书院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的发达息息相关。

1923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曾赞扬书院富有人性化的教学方法；胡适也曾提出“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在此前后，蔡元培、林语堂、钱穆等著名学者也都撰文对书院有过较为中肯的评论，指出应该继承学习传统书院的长处。由此可见，作为中国传统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历史借鉴价值。

张之洞对经心书院的改革：改革目的——“为了维持世道，首赖人才；人材之成，必由学术。即使以地方官化民成俗之道而论，也必以教士为先，故书院之设，在于养贤才，贵在得到明体达用之士，以备国家任使，才可以维护圣道，匡济时艰。”可见，不外乎经世致用。

教学内容——开设经济学、算学，比前期进了一大步。同时经心书院的老师都是聘请的既精通中学又兼通西学之人。

在旧式书院进入酌改学堂时期，经心将原设经解 、史论 、诗赋杂著等科，一律改作学生课外研读，另外设置四科，即外政 、天文 、格致、制造之类，分立四斋，延聘专门人才分授。又规定，无论学习何门课目，一律必须兼习算学。

不到两年的时间，经心书院所改订学科显得过于专门，专业方向过于狭窄，如格致 、制造之类；于是将原设四种改订为天文 、舆地、兵法 、算学四科，令学堂分年轮习，不久改为兼习，后加图画、体操等课。

光绪二十四年，经心书院的“酌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贴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明定中西兼重的教学内容，达到培养通经致用，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教学方法的嬗变。初期书院以经解、史论、诗赋、杂著这四科来课士，致力于经史的研究。

基本上仍是传统书院教学方式，之学读书为主。甲午战争后，教学方式，把以前个人自由研究的办法，改为班级教学。规定，每日上午上三次课，下午二次课，每次五十分钟。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在教法上注重实际，鼓励学生进行实地勘测，各科分教不采用专书，而是自编讲义，油印后发给学生，指定参考书，要求学生阅读，结合讲义作实验观测，学习舆地。测绘等课，书院在后山上设有天文台，购置了仪器备观测天象之用。并在图书馆购置新的科学书籍，备师生借阅。

新旧结合的礼仪。经心书院的院内礼制，既旧又新，不同于古代书院的祭祀活动，又有旧书院的影子。书院平时祭祀活动比较简略，开学典礼十分隆重。“选定开学日期前，由书院监督汇报总督等，请其届时莅院赐训。总督如期前来时，抚、藩、皋、道台及武昌府县知事们都前来伺候（不论学院函请与否），一俟开学，总督们齐集，就由书院执事人等把礼堂圣位前香烛燃好，监督、提调等陪同各长官进入礼堂，分列站在礼堂的前列。学生进入礼堂，列队站在制定地位。立毕，全体向孔圣行跪揖礼；礼毕，总督训话；再监督训讲；最后退场结束”。书院进行开学礼仪十分隆重，省级、县志地方官员都不请自到，仪式庄严肃穆，体现尊师重教。同时经心书院仍然保留旧式书院朔日祭祀活动，但礼仪简单多了。这说明经心书院的礼制一方面改变旧式书院传统，又有所保留，带有鲜明的过渡色彩。

张之洞一生最主要的成绩是兴办教育和实业。就教育方面而言，一是兴办新式学堂；一是改革旧式书院。

张之洞出任湖北学政时，正历经太平天国兵祸，人民流离失所，书籍散亡。所以1868年岁试张之洞“将已试各府诸生才学秀出者，送入江汉书院肄业，筹给膏火，并捐购经史书籍，购置其中，俾得诵习研磨，专务实学”。

1869年科试毕回省城后，张之洞看到原有的江汉书院因旧制不足以容多士，就与当时任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的李鸿章商定筹款，在武汉别建精舍，专课经史古学，名曰“经心书院”。“拔其优秀者，读书其中”。

所研习的多为经解 、史论 、诗赋、杂著，注重实学，提倡经世致用，改革旧式书院办学理念，严格考试制度。

经心书院时期，张之洞由于受西方思想影响不大，还是以传统的儒学思想为主，主张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从经世致用的观念出发，提出教育目的与培养人才的标准。

张之洞迈出了传统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其主要内容是继承、发展传统旧式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整顿和修补。这一时期对书院的改革和整顿为他后来接受和阐发“中体西用”思想准备了思想基础，也为他以后的教育改革实践和教育改革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