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十九年完成。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获此名；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充满了辩证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学院副院长张三夕带领大家阅读《资治通鉴》。他认为，阅读《资治通鉴》可以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张教授重点讲述了《资治通鉴》的编纂和要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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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所记历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共294卷，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总共1362年的历史，横跨16个朝代，详近略远，隋唐五代有371年，但篇幅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有三个人，分别是：两汉历史的专家刘攽、三国至隋及五代史专家刘恕、唐史专家范祖禹。其中，范祖禹是唯一长期跟随司马光的得力助手。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与司马光志同道合，而且在史学事业上富于献身精神和协作精神。《资治通鉴》的结构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以“臣光曰”开头的史论。继承《左传》的“君子曰”和《史记》的“太史公曰”。

司马光要撰写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他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写，从什么历史事件开始写，也就是《资治通鉴》如何开篇？《资治通鉴》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始写的，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在司马光看来是一件大事，那就是周天子承认了三家分晋的现实。

春秋晚期，晋国的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专权。公元前490年，赵氏击败范氏和中行氏。公元前458年，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尽为韩、赵、魏、智氏四家瓜分。公元前453年，韩、赵、魏联合击败智氏，平分其地，分别建立韩、赵、魏三个政权。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正式承认了他们诸侯的地位。这一年成为春秋与战国的实际分界线。

司马光对这一历史事件关注的焦点在于，周天子把韩、赵、魏三家封为诸侯这种做法对不对。司马光认为周天子的做法不对。他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达了他的历史观念：在国家治理架构中国君要发挥主导作用，国君的最高职责是维护礼制，君臣上下的礼制次序不能被破坏。

三家分晋的错误不在三家，而在周天子批准了他们封侯的无理要求，使得破坏君臣上下礼制次序的行为合法化。这是从三家分晋到五代十国纷争，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最要害的问题。所以，司马光的这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要从三家分晋开始写，他希望宋朝的皇帝能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一）《资治通鉴》的政治经验。《资治通鉴》在内容上的******特点，是以总结历史上政治斗争经验为主，以服务国君充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来提高治理国家能力为主要目的，它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史学或鉴戒史学。

正统观念。突出表现在纪年问题上。中国古代无年号，只说“春秋某王几年”“某公几年”。自汉武帝以后，皇帝开始建立年号。在统一的时代，年号不存在正统问题，但到了分裂时代，用那个政权的年号纪年，就涉及到正统或闰位的问题。如三国鼎立，《通鉴》采取曹魏的年号来纪年。尽管司马光试图表明一种客观的不得已的态度，但仍然产生一些严重问题。三国纪年，只用曹魏年号而不分注蜀吴年号，事实上曹魏成了正统。除三国尊曹魏为正统外，《通鉴》写南北朝全用南朝年号，连隋文帝开皇九年以前的事也记在陈的年号下，这多少有一些夷夏南北之辨。实际上《通鉴》记北朝的事情比南朝多，不分注北朝年代，使读史者往往分不清南北。

如何纳谏。孟尝君到楚国后，楚顷襄王送了他张象床，登徒子（老婆很丑的楚国大夫，宋玉有《登徒子好色赋》讽刺登徒子）负责搬运。登徒子认为这玩意太贵重了，弄坏了自己赔不起，就请求孟尝君门人公孙戌想办法免去自己搬运的差事，条件是事成后送公孙戌一把祖传宝剑。公孙戌于是就去找孟尝君，冠冕堂皇地讲了一通大道理，孟尝君于是决定不收楚王的象床。对公孙戌来说这意味着他可以得把宝剑，所以他离去时脚步很大，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孟尝君不理解，便问他问什么这样，公孙戌就说实话了。

孟尝君了解公孙戍劝自己不接受象床的动机，是想白得一把宝剑，一般人遇到这情况肯定会发火，但孟尝君没有。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还公开称只要能传扬自己的名声，制止自己的过错，即使能因此从外人那里得到好处，也要马上向自己进言。

司马光认为，君主纳谏的标准主要是看进谏的人讲的话对不对，而不应该考虑进谏人讲话的动机。即使进谏者动机不纯，只要他讲的话是正确的，君主就应该采纳。君主如果连动机不纯的正确谏言都能接受的话，那么对于尽忠无私的谏言就更能接受了。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政治经验。体现了正确的君臣关系（等级次序，臣忠于君，君有为君之道。《通鉴》开篇就强调这一点）。

（二）《资治通鉴》中的军事价值。《通鉴》也是军事史，特别擅长写战争。大部分战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政权的战争，也有很多农民起义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以前的《左传》多写战争，因此被人们称作“相斫书”，而《通鉴》写战争的内容比《左传》多得多。

《通鉴》写内外战争，有自己的是非或正义的立场，对每一次战争双方的军事计划的讨论，胜败原因的分析以及战争的具体过程，有详细而充满细节的叙述，生动而有文采，对了解、认识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大有帮助。比如历史上的一些著名战争：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高欢、宇文泰沙苑之战，李存勖、朱温夹寨之战等，在《通鉴》中都有精彩的描写和记述。

司马光写战争注意突出历史上的军事战略思想。六国为何被秦灭亡？这是一个不断被反省的历史命题。司马光认为合纵是有利于六国的，如果六国参加合纵秦国就不能灭亡六国。同时他还认为，齐楚和三晋的关系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六国之间不能自相残杀，六国自相残杀是造成秦国吞并六国的主要原因。

有人批评司马光：这种看法明显是事后诸葛亮的做派。不管对秦国还是对六国而言，选择连横合纵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鉴于六国立场不同，所以他们保证国家利益的方法也不止合纵一种选择。就齐国而言，其领土远在秦国之外，秦国在灭亡其他五国前绝对不会威胁到齐国，帮助其他五国抵御秦国绝对是不合算的买卖。在齐国眼里，西方的宋国、北方的燕国和南方的楚国，才是其******的现实威胁，而秦国的威胁则是潜在的，其重视现实威胁而忽视潜在威胁也是很正常的。

就燕国而言，赵、齐两国才是其最危险的敌人，作为国力弱于这两国的新兴国家，其首要考虑的必然是如何在这两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就韩赵魏三家而言，也只有他们直接面临秦国威胁，但三国中只有实行胡服骑射后的赵国，拥有与秦国一较高下的实力，韩魏两国在商鞅变法后，完全没有能力与秦国抗衡，既然没能力抗衡，又无法依赖别国帮忙，那只能对秦妥协了。楚国无力与秦对抗，只能选择向秦妥协。鉴于六国都有国家利益******化的需求，而六国之间又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他们的合纵必然很难组成，即使能勉强组成，也是“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最终结果势必是“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正方便秦国从中渔利。

（三）《资治通鉴》不记载文人。从南宋人开始就发现《资治通鉴》不记载文人这一特色。凡是无关国计民生的人和事，凡是孤高自赏、抑郁终身，消极对待一切的文人，《通鉴》都不记载或很少记载，当然也不是一概而论。如果有真知灼见的文人、有足俾治道的文章，它还是非常重视的，经过一番剪裁功夫，收入《通鉴》。例如《乐毅报燕惠王书》《李斯谏逐客书》《董仲舒贤良策》等大块文章都删节抄录。又如唐代陆贽的奏议，以骈俪闻名，《通鉴》录文，原则上不录骈俪，但因陆贽的奏议，有关国计民生，破例收了几篇，可见司马光的用心。

(四）《资治通鉴》的因事立论。中国古代史家写史重在记事，事实记述清楚了，是非判断也就在其中。也就是司马迁所贯彻的“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古代史家在记事之余，也用简短的文字来评论史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左传》里叫“君子曰”，《史记》里叫“太史公曰”，《后汉书》叫“论曰”，《资治通鉴》里叫“臣光曰”，这些史家的评论文字，统称为“因事立论”。史家想通过这种评论方式来影响读者。

司马光非常重视“论”的写作，《资治通鉴》共有一百八十六篇论，分为两类，第一类以“臣光曰”开头，是他自己的议论，共一百零二篇。第二类是过去史家、政论家原有的论，他认为可取，就拿来作为《资治通鉴》的论，这样的论有八十四篇。选自荀子、贾谊、太史公、扬雄、班固父子，一直到李德裕、欧阳修等，少则一篇（如太史公也止一篇），多则十篇（如裴子野）。这些论最多的一卷有五篇，也有几卷、几十卷没有一篇论的。大抵事情善恶很明显的，就不必做论。有的论是先引别人的评论，再加上自己的看法。

张三夕教授出版（主编）的部分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