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今山东省邹县东南）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幼年丧父，受到贤母严格的教育，曾三迁于学宫旁，习俎豆之事。后受业于子思门人，是孔子的四传弟子。晚年退居邹国，同他的学生万章等一起致力于著书立说，最终成为儒家学派中思（子思）孟（孟轲）学派的主要代表、唯一可以与孔子并称的儒学大师。宋元丰间封邹国公，配享孔子庙庭。孟子用鲜活的语言为民族留下了融入血脉的记忆：“明察秋毫”、“缘木求鱼”、“揠苗助长”、“出类拔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舍生取义”等等。每一个熟悉的词汇，都已经成为我们最习惯的表达，更成了我们最自然的思想。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廖晓炜带领大家阅读《孟子》，是为了激发一种强韧的生命意志，培养一种不随俗俯仰的人格力量。本文根据廖晓炜老师解读内容整理而成。

中国思想史上孟子哲学三次登场

首先，廖晓炜老师从孟子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三次登场，解释了孟子哲学之于儒学发展的特殊意义。在先秦时期，孟子通过批判墨子、告子、杨朱等人的思想，对孔子所开创的儒学给出了有力的辩护；宋明儒学则以孟子的心性论为基础，成功地回应了佛老对儒学的冲击和挑战；同样，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也以孟子哲学为根基，试图从理论上证成儒家式的现代性。儒学的三个大时代无不以孟子哲学为其思想根基，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则不能不读《孟子》。

廖晓炜老师对孟子的“性善论”及其养心之道进行深入解读。他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孟子“性善论”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回应告子的“义外说”和杨朱等人否弃仁义的主张。杨朱从“贵己”、“轻物重生”及“不以物累形”的思想立场出发，视仁义为束缚乃至戕害人的生命与自然人性的外在之物，仁义应是被批判的对象。《庄子》一书对仁义亦有类似的反思：“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杨朱、《庄子》的这一立场一定意义上有以告子的“以外说”为理论前提，正因为仁义与生命或自然人性之间是一种外在性的关系，二者之间才会出现相互冲突的可能。

对孟子而言，要捍卫仁义或曰善，理论上必须说明人性与善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是“以性说善”。循此，基于仁义与生命或自然人性之间的可能冲突，而否定仁义的想法也就失去其理论基础。孟子透过巧妙的思想实验生动地说明了“四端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乃一切人等生而本有的天性，而作为人性的“四端之心”可说是一切本真性道德的根据。

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作为基本善是“四端之心”当下即可直觉到的，正如西方哲学家康德所谓的“理性事实”；不止于此，“四端之心”的情感性更为人之欲善、为善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所谓“理义之悦我心”，孟子的这一想法，本质上即本孔子以心之安与不安说仁这一洞见发展而来。

孟子核心哲学扩充善性以成德

在孟子看来，这两点即决定了一切人先天即具足了为善的能力。当然现实上，人之为善不能没有经验知识的帮助，孟子的意思是说，什么是基本的善（仁、义、礼、智），这不是从经验中归纳分析得来的，“四端之心”“思则得之”，同时，在现实中是否按善的方向去安排自己的行动，也是完全可以由人人本具的“四端之心”来决定的。

此所以孟子特别强调“能”与“不为”的区分，为善的能力是所有人先天就具有的，人于现实中不为善或者为不善，并非其为善的能力有所不足，只是不为罢了。对儒家而言，学问的根本在于成德，也即成就理想的道德人格，孟子的思想也不例外。善性为人之成德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但理想人格的成就更需要现实中的修养工夫作为基础，这也就是孟子所谓的“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的修养工夫——养心之道。在孟子看来，“四端之心”独特的感受能力，也即孟子所谓的怵惕恻隐或不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感通关怀他人的根本所在，如何保持“四端之心”的敏感性，使之免于受到伤害以至于麻木不仁，自然也就成为养心的关键。

孟子与齐宣王有关“以羊易牛”问题的对话、“牛山之木”这一人所共知的经典譬喻，都是对如何养心的精彩阐述。同样，孟子特别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也意在说明感性欲望是压制“四端之心”，使之无法自我实现的强大力量，因此对欲的规范和引导，自然也是养心的重要方面。当然，除了消极的避免“四端之心”的感受能力免受伤害之外，更为积极的养心之道，即是孟子所谓的推恩或扩充。

明代大儒王阳明所谓的致良知，本质上即是对孟子扩充说的进一步发展。“四端之心”的扩充首先要求有立志的工夫，意志的纯粹化是我们在现实中保证“四端之心”萌发后能转化为具体的善行的重要前提；同时培养勇德、通过集义以养浩然之气也是在特殊情境下我们勇于为善的重要保障。总之，即心言性，以性说善，扩充善性以成德，乃是孟子哲学最为核心的内容，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