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唐人传奇与唐诗并称为“一代之奇”，其光彩照亮了唐代文学史，也照亮了中国小说史。从传记到传奇，唐人传奇如何化茧成蝶？它在精神气质和艺术风貌上与传记有什么不同？请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文新教授，在经心书院第77期读书会上以《陈文新讲唐人传奇》一书为我们进行精彩的解读。
陈文新教授：著有《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小说传统》《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等。“传奇”一名的外延比较复杂。本文所讲的“传奇”，仅指文言小说中的一个体类。关于唐人传奇的文体渊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这一观点得到不少研究者认同。20世纪80年代以降，诸多学者陆续提出了新的看法。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认为，唐传奇、尤其是单篇传奇文，其“兴起的一个真正前提”是前代的“历史传记小说和准历史传记小说”；孙逊、潘建国、熊明等将唐人传奇的文体渊源追溯到汉魏六朝的杂传杂记类作品；吴志达《唐人传奇》、李宗为《唐人传奇》等则认为唐人传奇渊源于志怪、史传、民间说话等多种文体。从目录学的划分来看，唐人传奇也一向被视为传、记类作品。从外在的构架看，唐人传奇大体包括传、记两种体制。“传”较多地继承史家列传的传统，对人物的生平、出处、归宿等有相当完整的交代，文末通常还有一段论赞式的议论，如《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记”注重的是事件的完整性，虽然也写到人物，但不必完整交代人物生平，如《枕中记》《三梦记》。根据考察，唐人传奇对私生活感情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唐人传奇对自然景物的钟情，唐人传奇“有意幻设”的虚构特征，唐人传奇的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即以“我”的身份叙事），唐人传奇的骈俪句式与华丽辞藻（即鲁迅说的“藻绘”与“文采”），凡此种种，无不取资于辞章，或者说，主要取资于辞章。可以说，在融合了辞章的题材和表现手法后，传、记就成为了传奇。唐人传奇那些符合现代小说标准的特点，就是这样产生的。传、记辞章化开启了小说发展史的新纪元。
传、记与辞章属于不同的文体类型，各有其约定俗成的写作惯例。早期的传、记是正史所用的一种载体，其主要职能是为治理天下提供历史经验。受这一职能的制约，它在题材选择和艺术表达上形成了若干特殊品格。
史家传、记在题材选择和艺术表达上的显著特征。就题材选择而言，史家传、记至少有三个特征是引人注目的。其一，史家传、记的取材重心是社会生活，自然景物在正史中历来缺席，而不仅仅是处于边缘位置；其二，史家传、记聚焦于“重大”题材，强调所叙事实与“天下兴亡”有关，“无关大体”的人生层面是受到忽略甚至排斥的；其三，史家传、记强调叙事的“实录”原则。史家传、记排斥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和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在史家传、记中，人物语言以理性化见长，而个性化程度较低；史家传、记的描述语言偏于质朴，对骈俪句式和华丽词藻虽然并不完全拒绝，但更倾向于保持节制；其四，史家传、记在风格上排斥诙谐。辞章的写作惯例与史家传、记大有不同。与史家传、记形成对照，辞章也有其一脉相承的惯例。六朝时期的辞章主要包括诗、赋、骈文，其共同点是注重情感的抒发，感受和意绪构成文本主体。受这一职能的制约，在题材选择和艺术表达方面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异于史家传、记的惯例，其中五个方面尤为显著。其一，辞章尤其是辞章中的赋，颇为关注两性之间的交往，豪侠题材和山水田园题材则在诗中占有显要位置。以赋为例：署名战国宋玉的《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汉魏时期蔡邕的《青衣赋》、曹植的《洛神赋》，东晋陶渊明的《闲情赋》，等等，都一以贯之地以两性交往为书写对象。昭明太子所编《文选》将其中的几篇归入“情类”，足见这种“情钟男女”的描写，已构成赋的一个主要题材类型。至于曹植、鲍照等高歌豪侠，陶渊明、谢灵运等放笔山水田园，尤为世人所熟知。
其二，辞章，无论是诗、赋，还是骈文，无不偏爱自然景观的描写。辞赋、诗词之所以偏重自然景物，与其文体职能有关。子、史的核心是说理或以事“寓”理，辞赋、诗词等则以抒情咏怀为主。一份公告，一篇论文，只有明确且准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才是成功之作。而辞赋、诗词虽然不一定排斥明确的意义或思想或内容，但也不一定依赖意义而存在。它偏重情调，偏重氛围，偏重美感，因而必须仰仗情景交融的文字。
其三，辞章，尤其是辞章中的赋，通常不避虚构。比如，枚乘《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借吴客之口描述了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虚拟场面。《上林赋》《羽猎赋》等也充满夸张和渲染。而司马相如《子虚赋》以子虚、乌有这一类并非实有的人物为对话主体，更凸显了赋的虚构特征。
其四，辞章尤其是辞章中的诗、赋，在涉及到叙事角度的选择时，虽然仍以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为主，但也不回避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曹植的《洛神赋》，叙黄初四年作者入朝后回封地途中，经过洛水，与洛水女神相遇，两相爱慕，终因隔于人神之道，未能如愿，不禁满怀惆怅。此篇叙事意味颇浓，且长于摹写人物情状。其五，辞章注重语言的华丽、骈偶，声调和谐。史家偏爱简净质朴的语言，辞章则更多讲求语言的形、声之美。用典故、用对偶、用华美的辞藻，属于形的方面；《金楼子·立言》所说的“宫徵靡曼，唇吻遒会”，属于声的方面。
唐人传奇的题材选择与辞章一脉相承。就题材选择而言，唐人传奇至少在两个方面与辞章相近，而与史家传、记迥异。
其一，聚焦于“风怀”是唐人传奇之为唐人传奇的一个题材特点，豪侠题材和隐逸描写也在唐人传奇中占有显著位置。情爱、豪侠、隐逸，这三种题材向来为正史所摒弃，或处于正史的边缘，而在辞章和唐人传奇中，它们却居于中心位置。这一事实不容忽略：传、记和传奇同属于叙事作品，其题材选择反而差异巨大；而叙事的传奇与偏重抒情的辞章，其题材选择却重合度极高。这表明：从题材选择来看，传奇是用辞章改造过的传、记，而不再是史家的传、记。其二，唐人传奇将想象与虚构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唐人传奇成熟于一种独特的社交氛围中。唐代的青年士大夫，其社交文化，没有魏晋贵族的玄远缥缈，但多了几分豪宕、才情和不拘细节：除了切磋诗、文、赋之外，也时常谈说奇闻异事，诸如神仙、鬼怪、轶事等。在这种肆意挥洒才情的社交氛围中，他们以六朝志怪为借鉴，以社会人生为参照，以佛道的想象为羽翼，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奇小说。
就艺术表达而言，唐人传奇融传、记与辞章为一体，形成了若干异于史家传、记的惯例。其一，注重形、声之美的经营。
在叙事文体中，借助于藻饰、声韵和对偶句式等渲染气氛、表达某种情绪，魏晋南北朝志怪已略现端倪，如《洞冥记》《拾遗记》等，辞藻丰缛，迥异于《山海经》的简古朴质。当然，不是所有的唐人传奇，其辞章化的程度是一致的，其辞章化的程度虽有差异，但都表现出了辞章化的倾向。唐人传奇大量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而第一人称限知叙事与辞章之间的继承关系尤为明确无疑。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所占比重最小，却最为值得关注，这是因为：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可以取资于正史的传、记，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可以取资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只有第一人称限知叙事与正史传、记和志怪传统无缘。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是唐人传奇在叙事方式上区别于正史、志怪的显著标志，确凿无疑地显示了唐人传奇与辞章的渊源关系。
传、记辞章化的风尚何以形成于中晚唐时期？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入手：就文学资源而言，六朝的文、笔之辨在凸显辞章与子史的文类差异的同时，也使传记与辞章之间的融通成为可能；就创作氛围而言，跨越文、笔藩篱，追求文、笔融合，乃是中晚唐之际的文坛风尚，唐人传奇正是在这种文坛风尚中成熟并臻于鼎盛的。
在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古文和诗两大门类的成熟为前提，“以诗为词”以诗、词两大门类的成熟为前提，“以词为曲”以词、曲两大门类的成熟为前提，“以辞章为传、记”也以辞章和传、记两大门类的成熟为前提。那么，六朝是否已为唐人准备好了这样的前提？传、记在《史记》时代也就是西汉即已成熟，而魏晋南北朝则是骈文成熟并与子、史分庭抗礼的时代。骈体文萌芽于秦汉，产生于魏晋，而鼎盛于南北朝，其基本风格是辞藻华丽、典故繁富、对仗工整。骈文的旨趣和艺术表达方式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南北朝人心目中“文”的特点并推动了南北朝的文笔之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