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第73场经心读书会如期举行。知名魏晋文化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唐翼明先生以其学术代表作《文学与玄学》为蓝本，为线上线下的读书人们解读什么是“玄学”。唐先生首先简要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玄”的概念初见于《老子》第一章，刘宋时期玄、儒、文、史“四学并建”，玄学被正式确立为一门学科。随后，唐先生给玄学下了现代定义：玄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魏晋时期的主流形态，它广泛探讨了宇宙、社会、人生的哲理，尤其关注万物存在的本体依据，在学术传承上则以援道入儒、融合儒道为其主要特色。同时，对于玄学研究什么，唐先生也作了详细阐述。
本文节选自《文学与玄学》书中《略论魏晋玄学的宗旨及相关问题》一文（第211-222页），更多精彩内容，请阅读原作。
玄学非儒非道，又亦儒亦道
论及魏晋玄学，我们首先碰到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魏晋玄学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当我们把玄学与先秦及两汉的学术比较来看时。
对于这个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魏晋玄学即“道家之学”，玄学“为道家学说之复兴”。这种看法以冯友兰先生为代表，其说见《中国哲学史》第五章第一节。稍后对这研究贡献******的汤用彤先生也大体赞成冯先生的说法，认为“玄学为老庄思想之新发展”，王弼“外崇孔教，内实道家”，“魏晋名士实扬老庄而抑孔教”。由于冯、汤二先生在中国哲学界具有崇高地位，此后中外学者多承其说，径称玄学为“新道家”，英文则作“Neo-Taoism”。
第二种看法则认为魏晋玄学是“调和儒道”或“沟通儒道”。这种看法可以刘大杰与贺昌群先生为代表，其说见刘著《魏晋思想论》及贺著《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其后汤一介先生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中也有类似提法。
这两种看法显然有别，但在学术界似乎并未引起什么争论。持第二种看法者有时也说魏晋玄学骨子里还是重道家的（如刘大杰先生）。只有笔者在《魏晋清谈》一书中着重辩明：
魏晋玄学继两汉经学而起，它的明显特色自然是道家思想的复兴。但它的目的并非以道代儒，或崇道黜儒，它的目的乃在援道入儒，最终融合儒道。主流的玄学家都是“儒道兼综”的，从王、何到向、郭都是如此。
玄学家并非道家，把玄学家与道家等同起来，乃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误解。玄学家就是玄学家，他们从一个角度看可说是非道非儒。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可说是亦道亦儒。（第184页）
玄学援道入儒，融合儒道
后来笔者在《从王弼答裴徽问论魏晋玄学的思想纲领与论述策略》一文中对魏晋玄学的宗旨是融合儒道以及为什么会是融合儒道有更详细的论述，兹将该文结论部分转录如次，作为下文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说魏晋玄学的思想纲领（或说宗旨）是援道入儒、融合儒道，这当然不是说有谁一开始就规定了这个思想纲领，而是说从我们今天来看魏晋玄学的发展全过程，觉得它具备了这样一种特征、一种性格，或者说看得出这样的一条发展路线。同时这样说也不应当被理解为玄学就是儒加道，半道半儒，没有其他成分，没有新的东西。
事实上玄学家们在打开了儒家体系的缺口之后，引进了道、法、名、佛等多家的精华。从这个角度看，不妨说魏晋学术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是一次思想解放与“文艺复兴”。而且，玄学家们不仅仅只是温习先秦诸子的理论而加以混合而已，玄学家们是取多家之精华而加以熔铸，并且在这种熔铸中有许多新的创造，例如当时有名的“本末体用之辨”、“自然名教之辨”、“言意之辨”、“才性之辨”、“君父先后之辨”、“圣人有情无情之辨”、“性情之辨”、“声音有无哀乐之辨”、“养生延年可能性之辨”等等，都是崭新的哲学命题。所以，魏晋玄学是一种新的学术，它既非儒家，亦非道家。
现代一些研究者，尤其是海外的研究者，常有意无意地把玄学同道家等同起来，或径称玄学为“新道家”（Neo-Taoism），其实是不妥当的。
但是玄学的成分主要是儒、道二家，却又是事实，而且玄学的确是从援道入儒开始的，其主流也的确有融合儒道的倾向，这当作何解释呢？
从我们今天研究者的角度来看，魏晋玄学其实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几乎都是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所作的新的探索。何晏见王弼注《老》精奇，叹曰：‘“若斯人者，可与论天人之际矣！”这“天人之际”即是当时人对人生、社会、宇宙之哲理及其相互关系的概括性称呼。“天”、“人”这一对范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一对最根本的范畴，各家各派在理论的层面上几乎莫不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钱穆在其“晚年定论”中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但在实际上则或者重天轻人，或者重人轻天，儒道二家正好是这两种倾向的典型代表。
荀子在《解蔽篇》中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事实上儒家也有“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倾向，孔子之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与天道，都含有一种不重视或拒绝讨论经验以外的神秘东西与抽象哲理的意味在内。两汉时代儒家当道，经学特盛，社会思潮表现为重人轻天（重有轻无、重名教轻自然、重言轻意、重性轻才……），汉末的社会动荡促进人们讨论许多问题，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重人轻天”的弊病，乃重新思索“天人之际”，这正是救补时弊在理论形态上的表现。“重人轻天”的弊病本自儒家，自然要从“纠正”儒家入手。而儒家的统治地位与孔子的圣人身份在那时几乎是不可触碰的，所以如何在神圣的儒家体系上找到一个合理合法的入口，以便在不触犯其尊严的前提下引进新的理论而改造之，便成为思想界的当务之急了。荀粲提出“六经乃圣人之糠秕”说，主张探讨六经背后的圣人微意——性与天道，正是一个最聪明的做法。
在儒家体系的缺口打开之后，自然可以引进多种理论或发明新的理论来救偏，但既然儒家的主要弊病在“重人轻天”，那么在这一点上与儒家属于两极正好互补的道家最终成了主要的选择，也就是理有固然而势所必至了。故曰：“援道入儒，融合儒道”是魏晋玄学的宗旨或说是思想纲领，而在王弼手上完成的“以无为本、为体，以有为末、为用”及“孔子体无而言有，老子是有而说无”的理论架构乃是魏晋玄学的基本理论策略或说论述策略。
玄学家的派别
辩明魏晋玄学的宗旨是援道入儒，融合儒道，而非是复兴道家，以道代儒，这在学术上有什么意义呢？
有的。因为把魏晋玄学视为道家或新道家的观点一直都是相当流行的看法，甚至是主流的看法。这种提法的不准确性会影响我们对玄学整体的把握，从而在玄学的源起、阶段、派别、人物、发展归趋以及玄学在中国学术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等问题上导致一系列的误解。限于篇幅，此文不拟一一评说。
如果我们承认“魏晋玄学”一名只是我们后代研究者对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魏晋时代所呈现出来的主流形态的称呼，而此一主流形态又以“援道入儒，融合儒道”为其根本特色，则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魏晋时代的重要学者几乎都可以被称为玄学家，他们都参加了对玄学体系的建构，只是由于个别学者本身的背景与倾向之不同，他们思想中的儒道成分（当然还有别的成分，例如早期的名、法，后期的佛理等等，这里只谈主要部分）之或多或寡便呈现出不同的光谱。有的相当接近儒家，只有不多的道家色彩；有的相当接近道家，只有不多的儒家色彩；但主流的玄学家则大多是“儒道兼综”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有必要对玄学家们分派的话，我以为根据上述分析，不妨将他们分为三大派。
一是主流派。例如正始的王、何，西晋的向、郭，乃至东晋的殷浩、刘惔、王濛都是。二是亲儒派。例如正始的钟会、傅嘏，西晋的裴頠，东晋的孙盛、王坦之都可以算作这一派。三是亲道派。例如太和的荀粲，竹林的嵇、阮，西晋的王衍，东晋的支遁、张湛，都可列为此派。当然，这只是一个大体的分法。
三派之间，尤其是亲道派和亲儒派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争论，这正是“融合儒道”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完全可以理解的现象。如果把这种学理争论说成是唯心与唯物、玄与反玄的“斗争”，就未免强古就今、难以服人了。
结语
总之，魏晋玄学的宗旨到底是复兴道家还是融合儒道，这虽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无聊官司。它牵涉到我们对魏晋玄学的整体把握与评价，从而也就必然影响到玄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本文只是提出问题，略作申论，以期引起玄学研究同行们的深入讨论。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始的问题：魏晋玄学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如何给魏晋玄学下一个现代定义？这个定义应当简明扼要而能体现玄学的主要内容、核心宗旨与学术传承。我愿意根据前文的讨论试下一个定义：
魏晋玄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魏晋时代所呈现出来的主流形态。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社会、人生的种种哲理，其中尤其对万物存在的本体依据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在学术传承上，它试图融汇先秦儒、道、名、法、纵横诸家，并吸收外来的佛学，但其基本宗旨与主要特色则是援道入儒，融合儒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