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现场

5月10日，经心读书会邀请资深教授、著名历史文化学家冯天瑜先生导读《海国图志》，通过直播形式与读书人辨析爱国主义的两种路向，吸引逾百万人观看。

本文根据冯先生当天的分享整理而成，因篇幅有限，仅摘录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爱国主义是中华文化传统，曾经并继续发挥重要的精神动员作用。“国家”和对国的热爱即“爱国”，都是历史范畴，不可抽象论之、笼统评断，而需要作历史的考释。当下处在“民族国家林立”与“全球化”并存的时代，此间的爱国主义更呈现多元取向，所谓魚龙混杂、泥沙俱下，要求我们作理性取捨，以维系爱国主义的健康发展。

“君本位”和“民本位”之辨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范式是“忠君爱国”，三千年间的主流观念是：国家与朝庭二而一，国家（朝庭）与君王二而一，故有“刘汉—李唐—赵宋—朱明”之说，君国一体，忠君即爱国，爱国必忠君，这是长期占优势的以“君”为本位的爱国主义。

战国末年的屈原被推尊为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有别于不断更换效忠对象，朝秦暮楚的苏秦、张仪之辈，终生坚守对楚国的挚爱，但这种挚爱又是“君本位”的，他始终“系心怀王”，“存君兴楚”。他被楚怀王放逐湘沅时作《离骚》，充滿幽怨，却以“香草美人”比拟国君，对楚王无限深情。他在流放途中，获悉怀王客死秦邦、郢都攻破的噩耗，万念俱灰，投汨罗江自尽。屈原堪称“忠君爱国”的第一典范。

北宋文豪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抒发忧国忧民之慨，其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昭示“君国合一”的爱国情怀。

两宋之际将领岳飞，是中国最著声名的民族英雄之一，也把爱国与忠君紧密结合，词作《满江红》洋溢“怒发冲冠”豪情，点睛处在“靖康耻，犹未雪”，其举兵抗金，以救回徽、钦二帝，报君国之仇为目标。七律《题青泥市萧寺壁》云：“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他在北伐途中，受朝廷召返，明知不祥，仍执意回朝，终为高宗（赵构）、秦侩杀害，北伐因而夭折。“君国一体”是岳飞式爱国主义的基本点。

至今人们端午包粽、划龙舟，即为祭奠屈原；建岳王庙，悬挂岳母刺“精忠报国”图，即为追念岳武穆。足见君本位的爱国情怀仍普遍存在于老百姓心中。

古代也有先觉者主张区分“国”与“君”、区分“道”与“君”，对君本位的爱国有所保留。这样的先觉者信奉民本主义。

“民本”命题的辉煌表述，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发挥“民贵君轻”论的代不乏人。先秦时齐国晏婴即有“不死君难”（不做无道之君殉葬品）的哲言。荀子主张“从道不从君”（顺从正道而不顺从君主）（《荀子·臣道》）。明末清初顾炎武有分辨“国”与“天下”的名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指出“国”之盛衰，仅是朝廷君臣这些“肉食者”要谋划的事，但“天下”兴亡，即民族文化、国家土地、民众生计等等要务，即使是布衣匹夫，都有责任。近人梁启超将顾炎武的论述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末清初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论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卷一七）此皆区分君—国的卓异之论。

顾炎武

在忠君爱国一体化的时代，已有人突破“君本位”爱国论的樊篱，时至近代，我们更应当自觉地建立“民本位”的爱国主义。

“开放”与“封闭”之辨

任何国家都有异国环绕，都须与外域发生互动，存在一个对异文化封闭还是开放的问题。汲纳外人之长，还是深闭固拒，是两种爱国取向的又一分野所在。

战国时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法令，赵国因此而强盛。明末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概念，一直到今天都有启示意义。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稍晚于徐光启的杨光先，坚决排斥先进外来文化。他曾激烈地反对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参加制定新历法，荒谬地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而且这一看法在明末清初的士大夫阶层中占据优势。至近代，文化开放与文化封闭成为新旧爱国主义的分水岭，二者的抗衡演绎出近代历史的悲壮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对的敌手不再是从前的文明水平低于中原王朝的“夷狄”。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少数先觉者意识到这一点，深觉只有学习先进的外来文化，才能使国家转弱为强，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文明爱国主义的开端，正在于这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物。其中，魏源是在认识先进外来文化方面做了最多工作的人。他的《海国图志》，可以称为文明爱国的代表作。

“开眼看************人”林则徐1839—1940年在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为着应对英国入侵，用力了解外域史地与现状，让幕僚从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中筛选精要内容翻译出来，亲自加以润色，编译成《四洲志》，这是************部利用外洋材料编撰的世界史地书。1841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途经镇江，与魏源作竟夜谈，将《四洲志》等精心收集的外域材料交魏，委托魏完成研究外洋，以制洋敌的未竟之业。魏源以这批文献为基础，又博采中外史志书刊，编撰《海国图志》，用十年时间不断发掘材料，修订补充，先后成五十卷本（1842）、六十卷本（1847）、一百卷本（1852）。

《海国图志》和以往介绍外国的书籍，区别在于“彼昔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这种直接采自外洋文献的世界史地书，当然较为翔实可靠。

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对编写目的作了画龙点睛的介绍：“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号召力的前进口号。

1894—1895中日战争中方惨败之后，中国人选择了“师夷长技”显示了高度的智慧。《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是何等惨痛的结局，那时候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是高涨的，但一些人提出，不能简单排日，而是要向强敌学习。所以，清廷从1896年开始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受到《海国图志》的启迪。曾国藩称“将来师夷智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五），左宗棠晚年再次刊刻《海国图志》，并说他在福建设局造船、在甘肃制造洋式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重刻〈海国图志〉叙》）。洋务运动又被称作“自强运动”，其“自强”的要义，就是“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后来又扩大到学习工商业，也触及西政，但总体的框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后的戊戌变法也深受《海国图志》影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多次提到，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起源于《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

19世纪五十年代，江户幕府末期的日本遭遇美国等西方列强的入侵，幕府及诸藩国急于寻求应对之策，详介世界知识的《海国图志》传入，正切合需求，该著立即成为日本朝野的必读书，“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幕末改革和明治维新借用的方针。1854年日本翻刻《海国图志》六十卷本，至1858年翻印23种刻本。幕末思想家横井小楠、吉田松荫等盛赞《海国图志》，佐久间象山称魏源为“海外同志”，明治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都深受《海国图志》启发。梁启超说《海国图志》“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有日本学者极言之：没有《海国图志》，就没有明治维新。

明治三杰，左起：西乡隆盛

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

《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超过中国。甲午战争日胜中败，从某种程度上是两国对于《海国图志》学习程度差异的一次检验。我们有一些重要的思想、谋略（如《海国图志》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己不重视，以至陷入劣势，这是一个必须记取的教训。

邹容、陈天华总结义和团反文明、盲目排外的教训，指出野蛮爱国必导致害国，力主回归林则徐、魏源文明救国正道。

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倡“文明革命”、斥责“野蛮革命”。陈天华在《猛回头》提倡“文明排外”、斥责“野蛮排外”。（陈天华所说“排外”，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意思）。野蛮排外，是从蒙昧主义出发，用自我封闭的方式去抵御外来侵略，导致庚子国变的惨局。慈禧太后得知西方列强同情被罢黜的光绪皇帝，于是煽动蒙昧的民众排外，义和团搗毁铁路、砍倒电线杆，杀传教士和教民，攻打外国领馆，违反国际公法。这就授人以柄，八国联军攻略北京，清朝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足以证明“野蛮排外”误国、害国，几致亡国。

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排斥和重压时，任正非拒绝义和团思维，坚持文明的爱国走向，多次提到他从来都是一个主张学习美国的人。有人汇总了任正非的演讲，其中有几点说得很不错。

100多年前，我们国家有林则徐、魏源这样的先觉者，而今我们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在继续坚持、发展文明的、开放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才是捍卫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的正确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