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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大疫读书记

疫情未歇,一线医务人员,政府各级管理人员,都在集中力量救助治病人,切断感染源。少数人文学者大家则深入思索此次新冠肺炎的产生原因,努力从根本上杜绝类似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荆楚名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继《“封城”之际议“生态”》之后,发来此篇新作,疫期读书,一起读书,与大家分享。



冯天瑜,著名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本文经冯天瑜先生授权分享。



己亥末、庚子初,新冠肺炎肆虐吾市、吾省,又播及全国乃至域外,一场罕见的生态危机降临。武汉封城月余,老朽如吾者,无力无能投身抗疫实战,禁足在宅,惟思虑、读书为务。而身历时艰,读书别有体悟,今择先贤书语(列书名、篇名)并略附浅议如次,供同在封城的诸君参览。


1

“中国的脊梁”

读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



1934年,鲁迅感于社会危难之际,有些人一味指责国人丧失自信力。鲁迅反诘:“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他援引古今实证后曰:“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诚哉斯言!


以本次抗疫为例,我们的白衣战士犯难而进,向社会预警疫情,可谓“捨身求法”;本市和来自全国各省市及部队的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奋不顾身,抢救患者,诚然“为民请命”,挽狂澜于既倒。而农民工、社会捐助者、义工、志愿者蜂起云涌,以布衣之身,尽天下之责,他们正是撑持中国坚挺的脊梁。


这个身上挂满药袋的人名叫丰枫,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惠民苑社区网格员,负责帮居民买重症慢性药物


鲁迅说得深切:“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2月24日晚,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说:“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一份情。当这场疫情过去,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


2

上医医国

读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医生治病救人,乃高尚职业。而古贤以为,医者使命尚不止此,唐代药王孙思邈有金句云:“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囯,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此语原出晚周典籍《国语·晋语八》:“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认为最上等的医生为国除患祛弊,其次是疗疾、医人。近代有力行此卓论者——孙中山、鲁迅皆学医出身,而毕生尽力于疗治国家弊端,诚“上医”也。今次疫情初现,有司顾虑稳定,限抑信息传播,而有医者犯难而行,向民间报告疫情,以引起社会警觉,此为“医国”之举,堪称“上医”。吾辈礼敬医人疗疾之大夫,尤敬医国除弊之上医。


唐翼明,著名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


在严禁疫情报道的时候,张继先、李文亮等医生早期发现新冠肺炎传染,即时向社会报告,便属“医国”之举;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8日两批专家组称没有“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控”之际,钟南山院士1月18日来汉考查,宣布已经“人传人”,疫情严重,应立即封城,这是对掩饰事实的作法的有力反拨,亦为“医国”之举。“上医医国”乃仁心侠行,堪为世范。


3

商贾救亡

读《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淮南子·人间训》

《抗日战争史》《抗日战争大辞典》



吾国有“重本抑末”传统,此“末”指商业、商人,四民排列秩序“士农工商”,商贾屈居末座,在雅俗两层面往往不受待见。这其实是有失公道的。我们暂且按下商业、商人重要的、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不表,即以历史上商人的卓异表现而论,便令人肃然起敬,衷心礼赞。


春秋末,秦军欲偷袭宋国,正在周地贩牛的宋国商人弦高恰逢秦军,当即假借宋穆公之名,以十二头牛犒劳秦师,并派人返宋报信。弦高犒师之举,使秦将以为宋国知晓秦军偷袭计划,便立即班师,宋国免去灭国之祸。宋穆公欲重奖弦高,而弦高谢辞不见,自此隐于东夷,不复面世。


读抗日战争史,又见中国商人伟绩。


1938年秋,武汉会战结束,大量军工设备、大批军公教人员退集于长江三峡口的宜昌,民营航运巨擘卢作孚率民生公司数十艘轮船,不惜巨大牺牲,冒着日本飞机反复轰炸,将物资和人员运往四川。人称:卢作孚主持的宜昌大撤退为“东方敦刻尔克”。


我以为此一比拟,有道理而又须加修正。言其有理,是宜昌撤退与敦刻尔克撤退都是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著名的战略大撤退,成功地保存了中英两国反侵略的有生力量,东西两大撤退可谓并辉千秋。然而,称宜昌大撤退是"东方敦刻尔克"毕竟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言说,余以为,以历史实际而论,此一比拟的主体应为宜昌,当称敦刻尔克撤退为“欧洲的宜昌大撤退”。因为,宜昌撤退在1938年,敦刻尔克撤退在1940年,当然应以前者为比拟主体。而且,就撤退人员、转运物资的数量和延续时间长度而言,宜昌撤退都在敦刻尔克撤退之上。卢作孚及民生公司已然彪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册,卢先生昭显了中国商人的崇高精神。



令人感奋的是,在时下的抗疫人民战争中,多方豪杰慷慨,各路人士竞力,而民营企业员工是其中的一支生力。以我们比较熟悉的武汉大学校友会中的企业家为例,便足显弦高、卢作孚后继有人。


陈东升说:

我们企业家为国家、为社会

做点有用的事

武大商帮了不起!


代集团董事长、武大校友艾路明

          

  

阎志说:只要城市有需要,

我们就义不容辞!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全力以赴!

 

130日晚,由卓尔公益基金会在日本采购的5万套医用护服,通过货运专机从东京成田机场运抵武汉,驰援捐送湖北武汉防疫一线。这架飞机也是卓尔5天来运输急需医疗物资到汉的第三架货运专机。

 

由卓尔发展(武汉)有限公司开发的武汉客厅,改造为“方舱医院”。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症患者。


当代公益基金会向武汉青山楠姆方舱医院捐助防疫物资

     

民营企业协鑫集团与民革上海市委会

联合向湖北驰援2辆负压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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