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老师

7月6日，第45场经心读书会如期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老师以《我们为什么爱宋朝》一书为引进行分享，指出这样的题目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但在描述了宋朝种种精致与风雅之后，我们应该有更深度的追问，重新审视这个被误解的朝代。邓老师为我们展示了立体多维的宋朝历史图景，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深度剖析了支撑宋朝独特风格的底蕴之所在，引发现场120余位读书人对宋代历史的再思考。

因篇幅有限，仅摘录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有关宋代的认识，有非常不同、甚至两极的看法。人们从一些讲中国通史的教科书或从前辈学者的研究论文中，意识到宋代的“积贫积弱”，在与周边政权的战争中国势的不振；而与此同时，一些史学大家，如严复、陈寅恪、钱穆，以及欧美学者，如费正清、谢和耐、伊懋可等人对宋代历史文化却有着极高的评价，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 

究其原因，国内学术界对于宋代的研究框架，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奠定的，包含着当时人反观历史的体悟。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希望重振朝代雄风，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往往怀恋汉唐盛世。而海外学者则没有这种内心感受，他们对一个历史时期的看法，会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观察，认识到宋代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对宋代有着相当高的评价。

此外，政治史是国内学界的传统优势所在，中国学者往往倾向于按照政治史、制度史这样的脉络来讲述中国的王朝史。海外中国学研究，则多从社会、文化、环境等处着眼，呈现了多线路、复调式的研究。从这些不同的角度出发，评价亦是不同。

这样两极的评价，与宋代本身处于一个多元的时代，而且是一个矛盾冲突很集中、很激烈的时代有关。帝国的辉煌和它末日的苍凉形成鲜明对照。从后代来看，很容易对宋代有两极的认识。因此，对宋代历史的再认识应该在一个更为宽广的格局下展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审视过去对宋代的误解，真正认识宋朝。

从长时段的观察来看，宋代与先后并存的辽、西夏、金、元，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称为又一个“南北朝”时期。无论从天时、地利，还是人和的角度看，宋代都是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时期。

从天时来看，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提到“11世纪初至12世纪气候转寒，温暖期趋短”，宋朝（960—1279）刚好处于这一时期，气温转向寒冷干旱往往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引发与农耕民族的冲突乃至战争。

从地利来看，东汉末年到唐前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占领黄河中游地区，大片耕地变成草场，农业区在寒冷气候之下向南推移，水土流失的问题减轻，使得黄河长期安流。但到唐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后，大规模开垦土地，黄河安流不再。北宋时期，黄河在北至海河，南至淮河的大范围内多次改道、决口，泛滥成灾。

再看当时的政治地理格局。就疆域的广度而言，宋代继承晚唐五代而来，与前代相较，疆域有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然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却是前代所难以比拟的。广义上，宋代历史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而不是单一政权的历史。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活跃又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相对于宋朝来说，辽、夏、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赵宋长期抗衡的北方王朝。如果用亚欧大陆这一整体观念去观察，这些民族政权是连接中西交通带的核心地带。宋始终是在这一背景中，处于外部的压力之下，一直和这些北方民族王朝共存。

宋代军事历史上的“不振”备受史家诟病，这与赵宋的立国形势有关。晚唐五代立国以兵，对武力的警惕，一直是赵宋统治中异常敏感的问题，也是太宗以来“守内虚外”、“强干弱枝”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最高统治层的战略决策失误，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具体就军队作战（尤其是守御战）能力来看，实际上不似通常想象的那般不堪，当时的将士民众靠坚毅的努力与奋斗，撑持起两宋这一片天，保证了疆域内部相对稳定的局面。

内外忧患，给宋王朝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也激发出某种活力。欧美学者对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谓“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之说（伊懋可）。“革命”是颠覆性的，但经济文化的进步是日积月累的演进，“革命”这种说法有欠准确。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许多学者言及“革命”，如所谓“绿色革命”、“商业革命”、“货币革命”、“城市革命”、“科技革命”等，证明这一时期的变化是非常突出的。都市繁荣，工商业兴起，贸易发达，给宋朝带来了新的社会风貌，迸发出新的文化活力。

宋代的文化活力，支撑着它的种种精致与风雅，井喷式地在一个时期迸发出来。而文化活力的产生，有它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最重要的背景是一个王朝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开明。帝制时期，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专制王朝，“开明”并非现代意义上“三权分立”和“民主自由”，但也并不意味着“天下乌鸦一般黑”。帝制王朝的统治形态、集权专制的运行方式不尽相同。相较之下，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虞云国）。

宋代的开明，是通过一些方式体现出来的，宋人有很多不同的议论。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是宋代立国的根本精神原则，“立纪纲、召和气”则如统治之两轴，这两轴奠定了宋代内政的基调。北宋前期安定内政，化解矛盾时采取的理性务实态度，为国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相对稳定宽松的环境，人材得以涵养蕴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有了长足发展的可能，士大夫有较高发言权，“开放”孕育着“开创”。

在这一相对开明的环境下，宋代越来越多的“寒俊”崛起。这些新兴士人很多都通过严密而开放的科举制度选拔出来，他们不仅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也是当时的道德主体，文化主体，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对推动宋代社会变迁起着重要作用。

在宋代宽松的文化氛围中，士人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集体应和，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都市中的茶楼、酒肆，一些私人花园、亭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物彼此互赠，是当时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途径。现在看宋代士人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修养，而且不少都达到了极致，这些修养不仅是个人造诣的结果，更是在群体切磋里养育而成的。正是因为当时有这样一批人，所以才出现了一个群星灿烂的局面。

中唐以后经五代到整个宋朝，新思想蓬勃兴起。儒释道三家彼此之间相互冲突，但也相互借鉴，相互磨合，出现了一流思想家所构成的新的儒家学派，对儒学经典做了新的解释，他们崇尚阐发文明教化，生命价值，这种阐发在辩驳混乱里逐渐明晰升华。他们不仅是思想者，也是践行者，对于国家事务，对于民生、朝政的安危有很强的责任感。

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葛兆光）。 归纳起来，宋代朝着“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改变，注重普通民众的生产发展权，关注个人意愿、个人尊严，关注现实生活。所谓“化”，是指一种趋势，一个过程，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唐至宋的社会变迁“不是突变，而是渐变，不是断裂，而是因革”（张邦炜）。

宋人生活有着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与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我们讨论宋代这样一种美的极致，讨论风雅，要看到宋人生活的多元，要从这个时代的一体多面来看。当时有战乱也有承平，有艰困中的激昂慷慨也有温馨的世间情怀，这种情况下艺术品位和生活状态才会是多元的。

经心读书会现场

应该说，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并不是古代史上国势最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