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4日下午，
“经心读书会”活动第十场，
八十余名读书人齐聚经心书院，
聆听北大才子、归国学者，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成龙影视传媒学院创办人、董事长程凡——
导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程凡：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都是《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姊妹篇。另外还有日本吉田茂的《激荡百年史》以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都值得对照阅读。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我之所以对《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感兴趣，是因为书里有一句话让我感触颇深：“中国是国营企业故乡。” 中国的专营制度的始作俑者是春秋时期的管仲。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对他评价很高。管仲是商人出身，他辅佐齐桓公小白，对齐国称霸起了决定性作用。他的赋税思想就是寓税于价，“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对矿山和盐铁等进行专营。“唯官山海可为耳。” 这就是中国专营制度的源头。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导致了中外国家财政来源的差异。西方是建立在契约机制上的税收，税收不足则诉诸借贷。中国则由于两千年来的中央集权，弥补税收不足的多为国营经济的专营收入。
管仲变法之后，中国政府收入由赋税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资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盈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延伸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看上去像政府，而政府则看上去像企业，他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夹在其中，进退不得，成为被博弈的对象。
管仲提出“四民分业”，把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这四类本为并列，但后世逐渐演变为高低等级差异。唐太宗：“工商杂色之流，不与士伍。……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商人的地位卑微，使得中国两千年来民营经济势力不强，无法获得政治地位。
稍晚一点的商鞅变法则更加变本加厉，采取绝对的计划经济，将所有资源垄断在政府手里。专营经济达到顶峰。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到了汉代，汉初70年经历了休生养息的文景之治，民间经济逐渐强大，地方藩镇势力也逐渐坐大，政府大权出现旁落迹象。出现了“七国之乱”这样的祸患。因此，汉武帝又采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来指导国家经济发展，重新实行铸钱、盐、铁、酒等的专营，另一方面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来统购统销、平抑物价。这样一来，财政收入大大提高，很快就巩固了中央集权。但国营经济发达，也随之带来了许多问题。
国营经济三大弊病：与民争利，效率低下，滋生腐败。因此汉武帝末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
传统儒者强调以农为本，轻徭薄税，仁义治国。西汉的政治家、法家人物桑弘羊则强调工商富国。著名的桑弘羊之问——该不该实行国营经济，如何避免国营经济的上述三大弊病，是对中国经济两千年来循环怪圈的追问。
桑弘羊对经济思想的重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很多人都说，中国是一个轻商的国家，但实际上讲，这是一个伪命题。自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商业，他们只是抑制民间商人而已。他们把最有生产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深知工商之于富国的利益。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中国盐税在明清时期几乎占到政府财政收入的50%，只不过这个收入不是像西方国家是通过向民间收税收进来的，更多是通过特许专营收到政府口袋里的。
唐宋：专营政策归去来兮
唐代比较像汉代，初期与民生息，经济政策放得很宽，因此发展较快，出现了贞观、开元、天宝之治。但是也同样产生了中央大权旁落的危机。兵养在藩镇，财政大权也给了地方。所以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重新垄断专营资源，取得大量财政收入。
书中介绍了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唐末中央乃至地方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力和剥夺，经济活力逐渐衰竭，于是中唐之后，民间工商资本就出现了五条出路。第一条叫做新奢侈消费。第二条叫交通权贵。第三条购买土地。第四条放高利贷。第五条囤积货币。总结一句话，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社会机制，而是进入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影响当然是负面的。因此若在某个时期出现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产购买热潮，这并不代表经济的复苏，而更可能是资本从实业逸出的恶兆。
宋代一方面很开放，另一方面却也很严格。北宋的政权是和平获得的，没有流血。“杯酒释兵权”也是千古佳话。而且宋代开国百年无内患，连续四位皇帝都很圣明，也不杀大臣。还鼓励官员和军队经商，不禁土地兼并，因此商品经济非常发达。但同时，宋代的专营制度也达到了空前的严格。除了前代的盐铁酒，还有茶、醋、矾、象牙、药品等。所以简而言之，宽松与“禁榷”并举，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下的国营经济基本定型，为其后一千年埋下了伏笔。
北宋王安石变法，持续了57年，对经济体制进行重组。王安石大大小小发布了十条法律，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是均属法、市易法、青苗法。朝廷设置了专门的发运司，财政拨资金进行统购统销，国营专卖。结果造成与民争利。青苗法的本意很好，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对民间损害很大，造成了极大的动荡。
王安石变法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卓绝的财经大师，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这就造成了明清时期的停滞。可以说，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将中国的精神和国民性一分为二。从此以后，中国的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民族精神也从自信开放走向谨小慎微、闭关锁国。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不止是文化上而言，也是指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大变局。
明清&近现代：停滞的GDP与迟到的变革
中国明清时代，前后500多年，是一个经济水平较高但停滞不前的时代。而同时期的西方，在文艺复兴的号角声中大步前进。中国的停滞和沉睡是致命的。
明清时期的国民经济，一个是“铁桶阵”，就是闭关锁国。一个是叫散沙阵，就是男耕女织，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
明清时代用特许经营来控制经济，当时的大商帮如晋商、徽商、广东的十三行商等，他们的崛起与市场竞争无关，与产业开拓无关，与技术进步无关，因而与社会进步无关。他们只与特权相关。常见的比喻是：他们不去思考如何做更好的“捕鼠器”，而只是从政府取得捕鼠的特权。所以，中国的商人阶级永远无法摆脱政治的控制，无法像西方资产阶级一样去争取政治权利。
反观我们的邻居日本，伊藤博文看到西方的强大，“始惊，次醉，终狂”，迅速进行政治变革，推动私营化，日本国力在三十年内迅速增强。
在这样的停滞状态之下，中国已经被西方大踏步赶超过去，1840年，西方用枪炮把中国的大门打开，在此之前，西方曾经也多次试图不用枪炮的方式，让中国打开大门，但是中国一直拒绝打开大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遭到冷遇就典型例子。中国转过身来用背对着世界。我们的历史书一直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是我们中国衰弱的原因，但西方历史界普通认为，1840年不是中国衰弱的原因，而是衰弱的结果，这是因和果的不同。中国洋务运动1870年左右开始，并不算晚。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也是在1876年开始的；德国是1870年才形成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开始后来的发展；美国1861年才打完了南北战争，美国在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是1870年开始的。因此，其实中国近现代运动和日本、德国、美国差不多同时代开始，但我们的洋务运动为什么总体上是失败的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观念的问题。
最后总结起来，中国近代百年，曲折前进，经济变革仍在继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此消彼长。研究上述的历史变革，对我们当前看清形势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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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一樗
摄影：赵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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